快手主播哈尔滨大文文与哈尔滨大文文八点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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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 1,偷喝一杯“饮料”后，4岁男孩变成“红孩儿”，浑身发红神志不清
• 2,中产家庭，「冰上厮杀」

偷喝一杯“饮料”后，4岁男孩变成“红孩儿”，浑身发红神志不清

来源|都市现场综合龙视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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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黑龙江哈尔滨4岁男孩文文和姥爷在家休息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彩色的“糖片”。文文舔了舔“糖片”，发现它们甜甜的，就趁姥爷不注意，化成一杯“饮料”喝下了肚。没想到，喝完这杯“饮料”后，文文开始出现神志不清、浑身发红的症状，家人立马将他送往医院检查。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于鑫岩根据文文的症状和橘红色的尿液，怀疑文文误食了抗结核的药物利福平和吡嗪酰胺，服用利福平后排尿时就会变成橘红色。

文文的家长这才想起，家中老人有结核病，所以家中经常会有这种药物。于副主任介绍，这两种药物在正常治疗的情况下都有可能损伤肝脏，而文文的肝功能也有异常。最终家长在家里找到了这两种药物，确实是文文将它们吃了下去。

文文到达医院时，距离服药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考虑到血液净化对孩子的肝肾损伤较大，医生们采取了保护肝脏、促进排毒的方法，在保护孩子脏器的同时，帮助他解毒并降低胆红素。经过治疗，目前文文已经康复出院。

对于意外，防大于治。于副主任借此提醒家长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将药物、利器等危险品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一旦意外发生，无论医生的救治多么完美，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损伤。

中产家庭，「冰上厮杀」

这是刘汉祥逐渐接近和理解北京中产家庭的过程。很多年前，一位乡村爸爸曾对他抱怨，「如果我有钱，我也可以教育好孩子。」刘汉祥想知道，教育与金钱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联？

文｜冯颖星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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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亲，于世辉的时间是被精确计算的。

从家开往冰场的时间，不堵车的情况下是一个半小时；到了冰场，儿子于力凡换上冰球服，一层一层戴上护具、头盔，再穿上冰鞋的时间是15分钟。一场冰上训练时长60或90分钟，训练结束，再用15分钟等儿子脱下衣服，驱车回家。整套流程下来用时5小时，这是于世辉理想状态下效率最大化的结果。

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不能如愿。即便是周末，他也要早上5点多就把儿子于力凡薅起来，要规避交通高峰，规划不同兴趣班之间的最佳路线，打完一场球再赶着送儿子去上围棋课。为了避免限号，他买了两辆车换着开，油门总是踩到最紧，造成了不少违章。他把家里所有的驾照都拿过来扣分，但依然「一年被罚了2000多块」。

类似的状态在有「冰娃」的家庭里很常见。为了保持「脚感」和提升球技，有要求的家长会让孩子每天都上冰。冰场外的停车场车位总是紧俏，有家长开着房车接送孩子，想把路上的时间也充分使用起来——在房车里写作业，总归舒服一些。

去年秋天，于力凡读了初中，上冰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周去冰场三四次，于世辉稍稍喘了口气，「现在他比我专业，我指导不太了他了」。但是，周末的下午，他仍然会带着于力凡在小区空地上练习射门与手部动作。这种状态，从2015年至今，于世辉已经持续了七年。

相较随处可见的篮球场、足球场，能够进行冰球训练的冰场在北京并不算多。有时，为了赶其他冰场的比赛，于世辉一天要在冰球这件事上花七八个小时，而儿子真正上冰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他越来越觉得，当初让儿子学习冰球并不理智。「如果再理性一点，一开始我就会把这件事（冰球）算得更清楚，在几个关键的时刻让他停下来。」

于世辉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创业者。他习惯于核算每一个选择的成本，以及相应的投入产出比。但让孩子学冰球，最早却是出于偶然。那时，于力凡6岁，因为妈妈得到两张家附近冰场的体验券，于力凡便穿上冰鞋上了冰。周围打冰球的大孩子挥舞着冰球杆呼啸而过，于力凡满是好奇。于世辉想起，很多年前他曾看过一个关于冰球的片子，「非常激烈，非常有内容，我想如果以后我有儿子，一定要让他玩这个。」他带儿子去找了教练，把他塞进了那支球队。

于世辉来自青海，有关于「男子气概」的执念，但儿子于力凡「文文气气」，跟小朋友一起玩，吃了亏也默不作声，于世辉时常会想，「男孩子怎么能这样，虽不能教他去打仗，但男子汉的劲儿总是要有。」激烈的冰球，成了于世辉为儿子赋予「男子气概」的途径。

往后，于世辉成了冰娃圈有名的「狼爸」。一位妈妈描述自己孩子所在球队和于力凡所在球队对战时，「整个看台都是于爸的声音」，「于力凡干这个、于力凡干那个，指导儿子打球，特别急躁」。她很早就听说过于世辉，「总在球场边上骂孩子，你要骂回家骂啊，让我们的孩子看到多不好。」在她的讲述里，去年，于力凡试图转到她孩子所在的球队，「我们都在抵制，不想队里有这样的爸爸。」

于世辉给于力凡压腿

纪录片导演刘汉祥也是在一场比赛结束后注意到于氏父子的。那时，于世辉把手上的冰球杆抖动了几下，倒抓着距离拍面近的那一端，球杆眼看就要揍到于力凡身上去，于力凡委屈得快要哭了。这是一个中产家庭的紧张一幕。刘汉祥路过，举着摄像机便凑了上去，「特别怕他转头揍我，问你拍啥呢，毕竟在情绪上」。训完孩子，于世辉转过身来看着刘汉祥，刘汉祥解释，「我想记录下孩子打球的过程」。出乎刘汉祥预料，于世辉说，「没事儿，你拍吧。」

后来，于世辉告诉刘汉祥，他为什么愿意被拍摄，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凶狠」展示给外人看，「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你把我拍下来，再过几年，我就有自我反省的素材了。」刘汉祥发现，因为冰球，自己进入一个此前未曾想到的领域：中产家庭在教育中的反复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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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六一儿童节，刘汉祥带着他拍的纪录片《马兰的歌声》到北京皮村公益放映，此前6年，他拍摄了四部纪录片，其中三部都是以乡村孩子为主角。他30多岁，有一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年轻、生动的脸，挺受孩子喜欢。但这次放映结束，现场一个孩子嘟囔，「还没我们打冰球好玩」。

说这话的，是公益放映志愿者肖红炜八岁的儿子曲瑞晨。曲瑞晨当时正在海淀一所公立小学读二年级，他先天爱动，成绩一般，肖红炜把儿子带来皮村，希望通过对城中村孩子们的观察，让儿子感受「生活的另一面」。但对曲瑞晨而言，困在椅子上看没有情节的纪录片，「就像上课一般」。

刘汉祥出身山东农村，习惯了在乡野里奔跑，对冰球一无所知，对城市里孩子的游戏，他有种天然的疏离感，又充满好奇。带着「很难共情」的感觉，也带着很多偏见，他猜想，「这群人为什么会把孩子送去打冰球，是为了炫耀吗？」第二天，他就去了曲瑞晨训练的冰球场。

很长时间，冰球都被视为有钱人的游戏——所有装备都仰赖进口，教练资源稀少，多数学习和比赛需要「打飞的」前往。曾有媒体记录了2010年北京的冰龙队，这是一支完全由北京的富裕家庭所组成的家庭培育式冰球队，1997年出生的宋安东与1998年出生的英如镝都在其中。在这支队伍里，队员戴Prada的眼镜，住有独立泳池的超大别墅，出入有司机接送。为了带孩子打球，有些家庭两年花去了二三百万。后来，这支队伍里，有八个家庭选择带孩子移民。

但2017年6月2日，第一次站在北京的冰球场外，刘汉祥发现，那些在球场边上看着自家孩子打球的大人，并非十年前的「非富即贵」群体。冰场上有四五岁的孩子，扶着小椅子一点一点往前滑，摔倒了就站起来，再摔倒。这打破了他此前对城市孩子娇生惯养的印象。训练结束，刘汉祥对肖红炜说，「我要来拍这个。」

几个月后，刘汉祥的孩子出生，肖红炜才知道，去冰场时，刘汉祥正在心理建设如何做爸爸。那一年他31岁，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得知妻子怀孕，「五雷轰顶」，拍摄冰球家庭，他试图记录别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来预演自己将要面对的教育过程。

花费半年，刘汉祥从一支冰球队的孩子中筛选出《冰上时刻》的主要人物。他一个一个跟球队家长建立联系，家长们往往愿意记录下孩子打球的场景，但当他提出去家里跟拍，多数家庭拒绝了。刘汉祥理解那种戒备，他承认，最初对于那些中产家庭，他也有所戒备。

最终，他选择了曲瑞晨所在的飞熊队里的三位前锋，曲瑞晨、于力凡和翟子男，三个男孩都在2009年出生，他很好奇，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三个城市中产家庭，究竟会教育出怎样的孩子，这些孩子之后的成长路径究竟有何种不同。

这是刘汉祥逐渐接近和理解北京中产家庭的过程。很多年前，一位乡村爸爸曾对他抱怨，「如果我有钱，我也可以教育好孩子。」刘汉祥想知道，教育与金钱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联？

肖红炜在家陪曲瑞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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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金钱与教育的关系，冰球是个绝佳的例子。不再是早年的鄙视链上层，2015年，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提出「让三亿人上冰雪」，这之后，室内冰场越来越多，上冰人数增加，上冰成本与十年前相比大幅降低，启蒙阶段一年开销几万元，「跟学钢琴差不多」，肖红炜说。这样的价格，让中产家庭能够接触并接受这项运动。

曲瑞晨喜欢冰球。小孩子脚腕脆弱，承受不了冰上运动的力度，一般要求4岁之后再上，曲瑞晨4岁生日当天就主动要求上冰。他是有运动天分的孩子，打冰球要先学会冰上滑行，孩子扶着小椅子一步一步往前挪，一般需要一两个月才能找到平衡感，曲瑞晨只用了一两天。冰上高速滑行，小腿与大腿之间需要保持90度，他好像天生就会。

但这种天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让肖红炜伤透了脑筋。曲瑞晨太好动了，肖红炜时常一个不留神，曲瑞晨就已经从平地爬上了房顶、树上、或者顺着建筑缝隙，跳到了天桥下。她39岁才做妈妈，第一次抚育孩子，她小心翼翼。孩子还不能走路，她先把自己的弓箭拉满，去上各种育儿课，学习如何「科学地做妈妈」。孩子稍大一些，英语、美术、围棋、马术、吉他、武术等许多兴趣班，肖红炜带着曲瑞晨一个一个地去试，「跟很多妈妈一样，甚至比大多数妈妈都更激进」。

到了上学年纪，一项测评数据显示，曲瑞晨的智商高于96%的孩子，但注意力低于92%的同龄人。肖红炜带着孩子在各大医院之间辗转，「哪儿有注意力培训就带孩子去」，但培训了一年多，收效甚微，她开始反思，既然曲瑞晨冰球打得好，冰球又是需要绝对专注的运动，为什么还要带着孩子不断「向外求」？她生出做妈妈的愧疚感，停掉了其他兴趣班，专注冰球，「毕竟，孩子喜欢」。她想要从一个焦虑的妈妈，变成一个永远对孩子温和、承担的母亲。

孩子上冰，她全程陪同，她耐心，仔细，甚至会关注到儿子下冰后喝到的第一口水的温度。除了陪儿子，她喝茶、焚香、读古文典籍来料理情绪。曲瑞晨说过，自己小时候调皮，妈妈气得不行，但还是舍不得打他，「最后她就打自己」。

相较之下，于力凡的童年是另一番光景。6岁之前，于力凡几乎没有上过补习班，天天「各种植物园、动物园、美术馆，田园诗意」。于世辉的父亲形象是慈爱的，但是，当于力凡进了幼儿园，于世辉忽然发现，周围的小朋友好像都会很多东西，竞争开始了，「别的孩子什么都会，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去试试？不自觉地就被卷挟进来，被拖着带着走了」。

他开始带着于力凡在各个兴趣班之间奔波，包括把于力凡塞进冰球队，当时队员已经满额，俱乐部建议于力凡学习守门，于世辉一口回绝，「我们上场就是要来厮杀的」。协商之后，于力凡终于进了队。他本来想让妻子陪着训练，但第一次大课，上场仅仅10分钟，于力凡就哭着下场了。他抢不到球。于世辉想，毕竟是男孩的运动，是该需要爸爸接棒的时候了。

于世辉擅长任务分解，他给于力凡制定学习计划，「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地去达成，一个小朋友接着一个小朋友地去超越」。这种追赶其他队友的日子，于力凡持续了三四年，疫情之后，有时没法上课，于世辉就带着儿子去公园练习动作，下午3点出门，晚上7、8点回家，天天如此，有时候于力凡觉得差不多了，于世辉还觉得不够，他一直在敦促儿子，「否则就会被淘汰」。

冰球的快乐，在这个家庭里似乎只存在于取得成绩的时刻，「你不能只靠孩子的源动力驱动，源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家长使使劲儿。」

于世辉有一种显著的焦虑。经由高考，他从青海来到北京，「眼前只有一条路」，「西宁还是太小了，总想站在更大更广阔的舞台上去看一看」。在他的描述里，青海地区含氧量低，老年心脑血管发病率高，自己去哪儿，父母也就会跟着他到哪里安家，他从心底想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成为新一代北京人，无时无刻不感觉自己「被裹挟着往前走」，跆拳道、画画、围棋、冰球，他都要于力凡去试一下，多处下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他希望弟弟的「选择」比哥哥更多。

这需要强大的斗志，而于力凡的「文气」让他担忧。《冰上时刻》记录下这样的画面：于力凡唱《魔鬼中的天使》，于世辉问，「你觉得我是天使还是魔鬼？」他说，「如果爸爸不做魔鬼，你以后会遇到比爸爸更魔鬼的魔鬼。」

于力凡在父亲于世辉的「逼迫」下练习

与于世辉为于力凡设置磨砺不同，肖红炜更想顺着儿子曲瑞晨。曲瑞晨幼升小时，她想找一所有冰场的学校，未能如愿，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海淀区一所有冰球队的公办小学。那时，有冰球队的学校，全北京仅有7所。申奥成功后，位于顺义的私立汇佳学校率先修起了冰场，并推出了冰球与学习的「双优项目」（学习成绩与冰球都能拿到优，孩子便能获取全额奖学金），肖红炜又带着曲瑞晨转到了这所国际学校。她说，让孩子更便利地打冰球是一方面，另一个考量，「也是为了减轻孩子的学习压力，在集体里更有自信」。曲瑞晨提到想去打NHL（北美冰球联盟），肖红炜对丈夫说，「孩子想打职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咱们做家长的就得给孩子铺路啊。」

那时，曲瑞晨所在的飞熊队已经有过几次出国集训，家长们开始讨论是不是要带孩子出国打球，这意味着更高的支出，以及父母一方必须出国陪同。队里的翟子男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在冰球队，翟子男是「别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家冰场的总经理，他总是选小课，而不是10人一起的大课。为了他，当律师的妈妈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到加拿大，他想「先进加拿大青年冰球联赛第二梯队，再是OHL（安大略冰球联盟），最后再进NHL」。家长们议论了一阵，「拼到最后，变成了拼爹拼妈」。

在《人物》的走访里，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谈到，「我们不会跟别的孩子比」，但「别的孩子」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

上冰成本已经降低了，但是，度过启蒙期后，冰球这项运动的「贵族」气息仍有遗存。按照最常规的训练要求计算，每个「冰娃」一周至少要上3-4节小课、一节大课，还要再打一次比赛，一个月花费在12000元左右。一套装备需要上万元，需要随着孩子身高的增加和常规训练损耗经常更换；一根进口冰球杆需要上千元，有的孩子一个月就能打断两根。如果要出国集训、外出打比赛，一年的开销要几十万元。

没有海外生活经验，那段时间，肖红炜努力地翻阅海外各所冰球特长学校的资料；钱也是一部分压力，曲瑞晨的姥爷愿意帮忙。她努力推动让曲瑞晨出国，但曲瑞晨的父亲并不支持，「这条路太苦了」。在肖红炜的理解里，丈夫的那一句「太苦」，不仅是孩子训练的辛苦和成为职业运动员的艰苦，还有整个家庭都要被裹挟着受苦。他告诉肖红炜，「孩子打球可以，但大人可不可以不要跟着这么累？」

翟子男出国后，于世辉觉得，自己已经对于力凡打球做出了很大牺牲，但「还真有让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从现实成本考量，他不可能为了孩子打球，把家庭工作与生活的重心全然搬到国外。审视让于力凡打球的初衷，「只是为了让他多一个选择」，而职业球员「这条路终究太窄了」。

他决定不出国，让于力凡在国内发展，并调整路线，适应国内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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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职业冰球运动员这件事，曲瑞晨现在的教练杨振宇提供了另一个样本。

杨振宇出生于1991年的哈尔滨，他记得，温度一旦低于0度，学校里就会开冰球课，冰场都是室外用水浇的，他们站在寒冷里，羽绒服就套在护具外面，上冰就脱掉。他成绩不好，冰球是他「唯一的出路」，「进哈尔滨二队，再去哈尔滨一队，哈尔滨一队几乎已经是国内最高水平，然后出国打比赛」，没有别的选择。

进了哈尔滨二队后，杨振宇成了职业运动员，训练的费用由国家承担。队里把二十几位冰球运动员分为4组，前面两组是主力，后面两组是替补。如果被分到第四组，几乎没有上场的可能。漫长而枯燥的训练中，杨振宇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自己位次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的轮动周期大约是半年，他压力很大，有时一觉醒来睁开眼，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2009年，杨振宇第一次代表中国去爱沙尼亚参加世界U18男子冰球锦标赛，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二十多人的队伍，队员全部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三个城市。大多数队员家境普通，有些队员，甚至是需要冰球来「改变命运」的。中国被分在乙级A组，这次比赛打了八场，杨振宇和他的队友拼尽全力，只赢了一场。这是他第一次直观地感受中国冰球与世界水准的差距。

六年后，打完世界大学生冰球冬季运动会，杨振宇退役，从哈尔滨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冰球教练。他发现这些学冰球的孩子已经和自己那一代完全不同：冰球绝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上冰之前，他们已经上过多种兴趣班，几乎都会弹钢琴。他们和举国体制很远，几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作战。有的家长把孩子送来，会直言，「在中国打冰球，就好比在非洲打乒乓球」，也会跟他说，「我们学这个就是为了出国，以便更好地融入国外小孩的圈子。」

这也造成了这些孩子与传统学冰球的孩子不同。上大课时，一旦有一个孩子摔倒，所有的「冰妈」蜂拥而至，急切地确认是否是自己的孩子，只有一次，一个孩子在冰场倒下，半天没起来，所有的妈妈都冲上来了，只有那个孩子的爸爸还杵在那里，杨振宇忍不住上去提醒了一句，去看看吧，这位父亲才起身。但杨振宇说，其实这位父亲知道，孩子穿着那么厚的护具，摔不坏。

带孩子去俄罗斯、瑞典训练时，肖红炜也发现，那边的孩子即便摔倒，也能自己爬起来，野性更足，甚至少有家长陪伴。相较之下，中国「冰妈」迅速围观的状态，「是中国特色」。

这些家长和孩子还不能完全理解冰球这项运动的残酷。他们的护具配备得很全，头盔上还有金属面罩，「近乎是最安全的运动」。在职业冰球赛场，运动员在冰面上滑行的最高时速可达100英里，伴随着强烈的身体对抗，但14岁以下的孩子在赛场上只允许挤贴，严禁冲撞。曲瑞晨听说自己的另一位教练上排门牙全是假牙——原来的牙齿在比赛时被对方球杆一杆打落了。他反复说起这件事，这可能是他头一次意识到，冰球的残酷离自己如此之近。

根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初，中国已有654块标准冰场，比2015年增加317%。北京市海淀区也成了冰雪示范区，冰球队逐渐成为近乎每个学校的标配。截至2020年12月，中国注册在案的冰球运动员人数已经达到9506人，居于世界第14位。现在，这个数据还在增长。

但是，还没有一条政策能够指明冰球对于中国学生的升学有所裨益。冰球的地域性依然很强，除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三座城市由于气候形成了冰雪传统，仅有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能够汇聚「冰娃家庭」。也没有哪所公立学校能够明确指出，打冰球的孩子可以依仗冰球特长获得中考、高考的优待与便利。而上中学之后，繁重的课业压力，也在挤压着「冰娃」们作为业余爱好的冰上时间。冰球还是学业？成了不少家庭面临的选择。

10岁之后，打冰球的孩子会迎来人生第一个小径分叉。翟子男出国，或许会延缓这种选择的焦虑，在加拿大，高中以前的课业压力远不如国内紧张，中学阶段，翟子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冰球训练上，这个阶段也是塑造一位冰球运动员最「要劲儿」的时期。留在国内的冰爸冰妈们，还希冀着冰球对于升学有所助力的口子能松动，但在刘汉祥看来，「基本已经废了」。

现在，杨振宇的授课理念是「快乐冰球」。他的职业生涯告诉他，冰球道路上，越往前走，主动退出的人越多，剩下的人，竞争就越小。按照国际冰球体系的标准，14岁以下的孩子，更多以娱乐为主，14岁之后，才刚刚开始发力。但在中国的市场化冰球教练里，鲜有人带过16岁以上的队伍，「人太少了，组不成队」。

冰场外，看孩子打球的家长们 冯颖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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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拍摄冰球四年，刘汉祥决定把片子收尾。素材剪辑了一年，梳理、剪辑这些素材时，刘汉祥脑袋里一直回荡着一首旋律，《答案在风中飘荡》。在那些零零散散的片段里，家长和孩子们疑虑、纠结、摇摆。片名他想了很久，最终取为《冰上时刻》，因为「这些中产家庭在冰上的选择，每一刻都如履薄冰」。

「他们一直在思考，在反思。这就是这批80年左右的家长们身上最大的真实。」刘汉祥说，他觉得，北京新一批中产家庭，在时代里像浮萍一样，总想试图去抓住一些东西，却总抓不到，教育就像一场赌博，家长们「多处下注」，希冀在某一方面博得多一寸的胜算。

片子之外，疫情之后，冰球家庭们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曲瑞晨决定不去国外了，儿时去NHL打球的梦想，他很少再谈。妈妈肖红炜的纠结也告一段落，她对儿子学业的紧张度越来越小。她觉得，「冰娃」圈的家长，75%都是对孩子的成功极度渴望的，现在，她成了剩余的25%。冰妈们在一起闲聊孩子报了哪个补习班时，肖红炜都会想，「我的孩子不能这样吧？」曲瑞晨快要读初中了，依然保持每天至少上冰一次的频率。

对冰球，肖红炜如今没有太大的期待，曲瑞晨念的国际学校，是IB体系学校，即便没有成为职业冰球运动员，冰球特长也可以成为他申请海外大学时的加分项之一。但功利的作用也就如此了，她更珍视那些曲瑞晨享受冰的时刻，她曾经和儿子一起去北京郊区的小湖面上滑冰，曲瑞晨不止一次告诉她，他最喜欢的事情，是滑冰时，听耳边呼呼的风声。北京冬奥会期间，曲瑞晨在家里看俄罗斯对瑞典的冰球比赛（他曾经的主教练是俄罗斯籍），比赛进行到第三局，瑞典突然追上，两队扳平的那一个进球，曲瑞晨跳了起来，「妈妈你知道他们进球的时候有多快乐吗？这种快乐是你体会不到的！」

肖红炜觉得，「为了儿子这种快乐的体验，自己付出再多也值了。」

俄罗斯的酒店里，曲瑞晨给妈妈讲学到的新技巧

留在国内想要继续打冰球的孩子，还有入选北京青少年冰球队的机会，于力凡也参选了，第一次，他未被选中，于世辉觉得，是自己疏忽了。他又一次发挥了理性，把选拔项目拆解开来，有针对性地训练于力凡，第二年，于力凡入选了。

但于力凡已经开始读初中。于世辉越来越觉得，自己和孩子被裹挟到了冰球之中。冰球占用的时间太多了，这让于世辉觉得，当初抱着「纯粹」的目的让儿子打冰球，并不是理性的选择。「篮球、足球啊，孩子抱着球下楼就能痛痛快快地玩一遭」，但冰球已经成为父子之间相处的最大载体，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让这个家庭无法割舍。

他听翟子男的父亲讲，加拿大冰球联赛期间，4个半月的赛季里，翟子男要打150场比赛，到这个层级，再往前走，已经不是仅靠努力就能换取结果。令于世辉庆幸的是，冰球之外，于力凡学习成绩不错，围棋也基本到了他这个年龄的最高水准，这是这位「狼爸」多处下注的结果。

拍了4年冰球家庭，刘汉祥越来越觉得，「冰球其实是一个体育产品，一个消费升级」，「我们城市的中产家庭，它的教育消费也是在升级的，而冰球正在大规模地普及，它比较新鲜，大家要选一个更新鲜、更符合当下这个时段的东西」。但在教育的「消费升级」之后，家长们对冰球正在逐渐恢复理性。

现在，刘汉祥也开始适应一线城市父亲的角色，4岁的女儿问他，「爸爸你是哪里人？」「山东人。」「妈妈呢？」「山西人。」「哦，幼儿园老师说，我是北京人。」

刘汉祥觉得好笑，但他也开始理解冰球家长们的选择，无论采取何种姿态，他们奋力想要托举孩子，让他们过上新的、更具选择的人生。他想，如果女儿也要去学冰球，他也会陪着她，至少不能打压她。年初的一天，他带女儿去学轮滑，大声说，「把腿抬起来！」话音未落，他愣了一秒，打了自己一下——他的语气、话语，和片子中的于世辉一模一样。「我怎么说了片子里家长一样的话？」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战场要来了。

北京郊区的冰面上，曲瑞晨教妈妈滑冰